
1944年,13岁康素珍被诱骗,进了成都春熙院,刚到,就被吊树上打,她逃了三回,没想着屈服,可也被抓回三回,胳膊被烟头烫得体无完肤,1949年解放后,她才走出那道门……
那一年四川闹了场大旱,烈日把田地晒出蛛网一样的裂纹,庄稼还没抽穗就干在地里。
成都北门贫民窟的破窝棚里,康家又多了张吃饭的嘴。
父亲低头瞥了一眼,是个丫头片子,连个正经名字都懒得起,随口丢了句小妹。
这孩子后来有了大名叫康素珍,可在那之前的年头里,她连件不露皮肉的衣裳都没怎么穿过。
七岁那年父亲咳血咳死了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,连口薄皮棺材都置办不起,只能拿草席卷了,趁天黑抬到乱葬岗。
母亲领着三个孩子靠给人洗衣缝补讨生活,十根手指冻得跟胡萝卜似的。
康素珍是老大,每回吃饭都把自己那半碗稀粥推到弟弟妹妹跟前,自己趴在碗沿把残渍舔得干干净净。
那时候她心里没什么别的念头,就觉得弟妹小,得让他们先吃饱,自己饿一顿死不了人。
后来简阳来了个白白胖胖的女人,自称吴大嫂,说话甜得跟抹了蜜似的。
她在康家门口转悠了好半天,盯着她上上下下看了个遍。
说这丫头眉眼生得好,成都有家绸缎庄正招学徒,管吃管住,一个月给两块银元。
她那时候才十三四岁,哪里懂得什么叫人心险恶,只觉得母亲眼里的光比那镯子还亮,亮得让她不敢开口说不。
后来回想起来才明白,那不是光,那是一个母亲走投无路时的眼神。
她回头看了一眼窝棚,弟弟妹妹还在里头睡着,母亲站在门口,手攥着围裙角,嘴唇动了动,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跟着吴大嫂走了两天,又是船又是牛车,进了成都城。
朱红大门在身后合拢那一刻,小妹才回过味来——这地方不对劲。
一个胖女人捏着她下巴左右端详,说往后你叫春红。
她扭头要跑,两个壮汉直接把她拖进后院,绑在歪脖子桑树上。
鞭子蘸了水往身上抽,她把牙咬碎了也没吭一声。
胖女人凑到她耳边,声音轻得像叹气,说跑一次,记一次。
那一刻小妹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剩下一个念头:完了,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儿了。
春熙院的日子是拿客人算的。
白天女人们坐在廊下绣花嗑瓜子,瞧着光鲜体面,跟笼里的雀鸟没什么两样。
夜里灯笼一挂,脂粉味混着酒气熏得人脑袋发昏。
小妹被关在东厢房,窗棂上钉着铁条,她天天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。
树枝够到了墙头,墙头上嵌着碎瓷片,她心里反复盘算着怎么跑,但每次看到那些瓷片,刚冒出来的念头就被按了回去。
她不是不想跑,是每回一想到那瓷片扎进肉里的疼,腿就软了。
有时候半夜醒来,她会盯着铁条外头的月亮看很久,想着窝棚里的弟弟妹妹现在长多高了,母亲的手是不是还在裂口子。
第一次跑选在腊月。
两个守门的午睡,她爬上槐树翻过墙头,掌心被瓷片割得血肉模糊。
她混在人群里拼命跑,结果被采买的男人一把揪住领子拎了回去。
胖女人罚她跪在碎瓷片上,膝盖的血把裤腿浸透了。
那一刻她心里只剩一个字:疼。
但比疼更让她绝望的是,她发现自己真的跑不掉。
这院子四面都是墙,墙上都是瓷片,她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,能跑到哪儿去。
第二次选在夏末。
四更天她用床单撕成的布条从窗户溜下去,跑了二十多里地,眼看就要摸到简阳地界了,马蹄声从身后追上来。
她蹲在草丛里,听着马蹄一下下踏过身边的泥土,每一下都像踩在她心口上。
大气都不敢出,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。
马蹄声远了之后她又跑,结果还是被逮了回去。
胖女人用烟头在她左臂烫了三个疤,皮肉焦糊的气味钻进鼻子里,她这辈子都忘不掉。
那三个疤不光烫在肉上,也烫进了她心里。
从此她明白了一件事:这院子就是个牢,谁也别想出去……
有回发烧烧得迷迷糊糊,玉兰偷偷塞给她半块退烧药,指尖冰凉,但那点温度她记了一辈子。
那是她在那座院子里收到过的唯一一点善意,她不知道玉兰为什么帮她,但她心里清楚,这份情她还不起,也忘不掉。
解放的消息传到院里那天,胖女人慌了神,手忙脚乱收拾细软准备跑路。
小妹躲在柴房里听着外面乱糟糟的脚步声,忽然想起母亲送她出门时说的那句话:珍儿,去了要听话。
她心里说不上是恨还是庆幸,只觉得这一关总算熬过来了。
那些年她学会了一件事,就是别去想明天,因为明天永远不会比今天更好,能熬过今天就算赢了。
后来她遇到了魏瘦鹏,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,没什么大本事,但给了她一个家。
从良那天她站在春熙院门口,朱红大门敞着,像一张吞过无数女人的嘴。
她没回头,一步步走远,那一刻她心里空荡荡的,说不上轻松,也说不上难过,就是觉得这条路终于走到头了。
而那些没能走出来的姐妹,她们的魂儿或许还飘在那座院子上空,等着谁来替她们说句公道话。
康素珍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,只是觉得那些名字不该被人忘掉,那些苦不该白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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